學了刑法和民法之后，許多人都不免有這樣的感慨：中國的刑法體系如此的達完善，而民法卻讓人抓不住脈搏，完全不象刑法那樣體系完整，這是為什么呢？我們都知道中國是一個達的成文法國家，中國古代的法典沿革清晰、一脈相承，無論是《呂刑》還是《法經》或《唐律疏議》、《宋刑統》等，都可以說是刑法典。在汗牛充棟的法典中，卻找不到一部民法典或具有民事性質的法典。那么中國古代有沒有民法典，如果有，它是怎么起作用的；如果沒有，那調整民事領域內各種社會關系的規范是什么，其性質如何認定？帶著這些問題，我翻閱了幾部中國古代法典及近現代中國學者關于這方面的論著。

在中國，雖然擁有從古代就相當達的文明的漫長歷史，卻始終沒有從自己的傳統中生長出私法的體系來。中國所謂的法，一方面就是刑法，另一方面則是官僚機制統治機構的組織法，由行政的執行規則以及針對違反規則行為的罰則所構成的。中國的傳統法律文化可以說是公法文化。雖然其中確有關于民事、經濟、婚姻、家庭、訴訟等方面的規定，但這些規定都是刑法化的，他們在性質上可歸屬于刑法之列。公法是指行為涉及國家強制機構，亦即它服務于國家機構本身的存在、擴展以及直接貫徹那些依照章程或者默契所適用的目的。它調整的主要是國家及國家與個人之間的關系，公法領域內法律主體的雙方（國家及國家與個人）在地位上是不平等的。私法則是行為與國家的強制機構無涉，而是僅僅可以被國家強制機構視為通過準則調節的行為。它主要是調整公民個人之間的關系，從本質上說，它完全是民事性的，因此法律主體的雙方（公民與公民或公民與法人、法人與法人）處于平等的地位。由此，我們可以看出，所謂公法文化本質上是一種刑事性（刑法化或國家化）的法律體系及其意識；私法文化則是一種民事性（民法化或私人化）的法律體系及其意識。

（一）公法文化

中國的法律文化——公法文化——是如何形成的？是什么力量促使它走上與歐洲的法律文化相對極的一面？讓我們一起來尋找它的歷史淵源吧。中國是一個有著悠久歷史和燦爛文化的文明古國。中國文明是在一種特殊的自然條件和歷史條件下產生的，又長期按著自己的文化邏輯和歷史規律獨立地展著，形成了一種獨特的文明模式。自先秦以迄晚清，其間雖有異民族入侵，或異文化進入“中國”的情形，但中國始終是一個以儒家思想為主導價值所構成悠久而持續不斷的文明。所有中國歷史上的變動，傷害不到民族和國家的大傳統。因此，中國歷史只有層層團結和步步擴展的一種綿延，很少徹底推翻與重新建立的像近代西方人所謂的革命。在法律方面，中國古代社會創造了源遠流長、一脈相承、獨具特色的法律文化。

自夏代步入階級社會以后，中國的法律文化就在以往的氏族、部落的原始習俗文化的基礎上開始生長育。經歷夏、商而至西周，中國法律文化傳統的基本格局和特點初步奠定。到了春秋戰國時代，中國社會進入了一個大變革、大動亂的時期，中國文化開始了一場大裂變、多元化的運動。至兩漢時期，中國古代法律傳統已經基本形成。而漢武帝推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文化政策，正式確立了儒家的官方意識形態地位。中國古代法律傳統經歷魏晉南北朝而至隋唐，遂進入成熟與達狀態。唐代的永徽律代表著中國古代法律的最高成就。唐代以后的宋、元、明、清基本上是在唐代法律制度的基礎上展，有所損益。

我認為，中國古代法律文化傳統有以下幾個比較穩定而又相互聯系的基本特征：

1.家族主義傳統

父系制家族之為社會的基本單位，是古代社會所普遍具有的基本特征。古代的家族為一尊卑貴賤分明的社會單位，其中年長的男性尊親為一家之長，具有決定和宰制家族內部一切事務的權利。中國家族的結構模式與倫理道德具有越自身的普遍的文化和社會意義。在古代中國人的頭腦中，家與國并不能十分明確地區分開來。相反，他們經常家國并提，從家政推出國政，從治家推之治國。同時，家族的倫理也被轉化為政治的倫理。人們從家族倫理中的孝推出政治倫理中的忠，從家庭中的父母的慈愛推出君主的仁政。

從國家政權的歸屬來看，中國歷代王朝都是一家一姓之王朝，王朝的興衰與皇室家族的命運息息相連。在秦代以前，國家政權完全是按照血緣親屬關系而非行政區劃原則建立起的，形成真正意義上的宗法制國家。在這里，血緣關系與政治權力關系，家族結構與國家政權結構形成了一一對應的關系。皇帝及其家族是這樣，一般人及其家族也是一樣。家族的興衰必然影響其成員，而家庭成員地位的升降反過來又影響家族。正所謂“一人得道，雞犬升天”、“一人犯罪，株連九族”。

2.倫理本位傳統

對于人與人之間的社會關系，不同的文化可能有不同的理解。而在中國古代社會的人們看來，人與人之間的社會關系主要是一種倫理關系。隨意個人年齡和生活之開展。而漸有其四面八方若近若遠數不盡的關系。是關系，皆是倫理；倫理始于家庭，而不止于家庭。

這種倫理本位精神表現于經濟生活，即為倫理主導型的經濟生活，人們之間的經濟關系服從親情倫理的調整，表現為一種倫理關系。正是由于人們從倫理角度看待財產關系，而不是從個人權利的角度看待財產關系，使得中國古代的法律關于財產權的制度很不達。無怪乎梁漱溟說：“中國法律早達到極其精詳地步。……但各國法典所致詳之物權債權問題，中國幾千年卻一直是忽略的。蓋正為社會組織從倫理情誼出，人情為重，財物斯輕，此其一。倫理因情而有義，中國法律一切基于義務觀念而立，不基于權利觀念，此其二。明乎此，則對于物權債權之輕忽從略，自是當然。”

在政治上，中國古代的政治為“倫理的政治”，統治者把宗教、法律、風俗、禮儀都混在一起。所有這些東西都是道德。所有這些東西都是品德。這四者的箴規，就是所謂禮教。中國的統治者就是因為嚴格遵守這種禮教而獲得了成功。“但只有君臣官民彼此間之倫理的義務，而不認識國民與國家制團體關系。因而在中國，就沒有公法私法的分別，刑法民法亦不分了。”——梁漱溟。

在法律方面，中國的法律屬于倫理型法律。這種倫理刑法律的基本特點是以禮統法，禮法合一，或者說道德的法律化、法律的道德化。

3.禮治和德治主義傳統

在古人看來，從為人、行事到治國方方面面都離不開禮。古代的禮與古代的身份等級秩序是相適應的，其基本精神和價值取向就是定尊卑貴賤之序，維護綱紀倫常之道。禮不但確認、維護社會差異與等級，而且本身也是富于差異性，因人而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