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春秋決獄”是始于漢代，終于隋唐的一種特殊的審判方式。它的基本原則是“原心定罪”。“春秋決獄“提倡以儒家經典著作作為斷案的依據，標志著封建法律體系的儒家化。

關鍵字“春秋決獄”、原心定罪、親親得相匿、“春秋決獄”的由來和影響

儒家思想作為封建統治思想的核心，對于中國整個的封建法律制度乃至中華法系都有著深遠的影響。其中以儒家的經典著作《春秋》作為斷案的依據的“春秋決獄”對于中國法制的影響最為深遠，后世對“春秋決獄”的研究也最為深入。本文對“春秋決獄”的由來、影響兩個方面表一點淺見，以求教于方家。

以法家思想為統治思想的秦朝，實行了嚴格的酷刑制度。在秦二世時，嚴酷的刑罰變得尤其的殘酷，以至于“戍卒叫，函谷舉”。

漢初的統治者吸取了秦代二世而亡的歷史教訓。公元前2o6年，劉邦攻克咸陽以后，曾宣布廢除秦朝繁苛的法律，以約法三章維持秩序。漢初七十年的“與民休息”、“寬省刑罰”，使國家積累了大量的財富，人民生活富足，生產力得到了極大的展。這時，作為上層建筑的統治思想——黃老思想，越來越不能夠適應社會的展，統治者急需一種與封建制度進步展相適應，符合封建地主階級長遠利益的政治思想路線。

公元前14o年，漢武帝劉徹即位以后，志在更化黃老思想，探索新的治國之道。在選拔治國人才的策問過程中，儒學大師董仲舒以“《春秋》之義大一統”1，應對策問，深得漢武帝贊賞。從此，儒家學說逐步成為官方的正統思想。隨著儒家思想成為正統思想，董仲舒等人提倡以《春秋》等儒家經典著作作為司法審判的指導思想，凡是法律中沒有規定的，就以儒家經意作為審判依據，凡是法律條文與儒家經意相違背的，則儒家經意具有高與現行法律的效力。“膠東相董仲舒老病致仕，朝廷每有政議，數遣張湯，親至陋巷，問其得失”。2漢初時，法律大都繼承了秦代的殘酷法律，許多的規定與當時的社會狀況不相符，一定程度上，阻礙了社會的展。而以儒家的經典著作作為斷案依據的“春秋決獄”無疑彌補了這一缺憾。

“春秋決獄”是漢朝中期以后，統治者尋求儒家經義與法律制度結合相結合，推行法律儒家化的一種手段。3

“原心定罪”、“親親得相匿”是“春秋決獄”的兩個重要的原則。

（一）“原心定罪”

董仲舒曾說：“春秋之聽獄也，必本其事而原其志，志邪者不待成，惡者罪特重，本直者其論青。”4即根據案情事實，追究行為人的動機；如犯罪人主觀動機符合儒家“忠”、“孝”精神，即使其行為構成社會危害，也可以減免刑罰。相反，犯罪人主觀動機嚴重違背儒家所倡導的精神，即使沒有構成社會危害，也要認定犯罪給予嚴懲。在《太平預覽》里有這樣的兩個判例，體現了“原心定罪”這一基本原則。判例一：子誤傷父。“甲父乙與丙爭相斗，丙以佩刀刺乙，甲即仗擊丙，誤傷乙，甲當何論？或曰：毆父也，當梟。論曰：臣愚以為，父子至親也，聞其斗，莫不有怵惕之心，扶仗而救之，非所以欲詬父也。《春秋》之義，許止父病，進藥于其父而卒，君子原心，赦而不誅。甲非律所謂毆父，不當坐。”判例二：夫死再嫁。“甲夫乙將船，會海盛風，船沒溺流，死亡，不得葬。四月，甲母丙即嫁甲。欲皆何論？或曰：甲夫死未葬，法無許嫁。以私為人妻，當棄市。議曰：臣愚以為，《春秋》之義，夫人歸于齊，夫死無男，有更嫁之道也。婦人無專制擅恣之行，聽從為順，嫁之者歸也。甲又尊者所嫁，無淫之心，非私為人妻也。明于決事，皆無罪名，不當坐。”5

“原心定罪”更加看重主觀的動機，這較之結果責任原則有了很大的進步，但是由于“儒家經典文意深奧，內容籠統，甚至前后矛盾”6，因此，以《春秋》斷案，在實際上是以司法官吏的主觀臆斷為轉移，這就加大了司法的腐敗，司法官員甚至統治者可以根據自己的統治需要而曲解儒家的經義，而不能真正的作到“原其心”，使冤假錯案頻頻生。國學大師劉師培曾說“名曰以經決獄，實則便于酷吏舞文”7。

二）親親得相匿

“漢宣帝地節四年，宣帝詔曰：父子之親，夫婦之道，天性也。雖有禍患，尤蒙死而存之。誠愛結于心，仁厚之至也，豈能違之哉？自今子匿父母，妻匿夫，孫匿大父母，皆毋罪。其父母匿子，妻匿夫，大父母匿孫，罪殊死，皆上請廷尉以聞。”8這是將親親相匿觀念正式確定為刑罰原則。親親相匿是指近親屬之間可以隱匿其犯罪行為，不受法律懲罰或減輕刑罰。但是觸及到封建統治穩定的謀反，大匿罪及其他某些重罪直接侵犯皇權，或嚴重破壞封建統治秩序，親屬之間還是有揭的義務。《論語?子路》中記載了孔子這樣一句話：“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董仲舒就根據這一論斷了一個經典的案例：父為子隱。“甲無子，拾道旁兒乙，養為己子。及長大，有罪殺人，以狀語甲，甲藏匿乙。甲當何論？斷曰：甲無子，振活養乙。雖非所生，誰與易之。《詩》云：螟蛉有子，蜾贏負之。《春秋。之義，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甲宜匿乙。不當坐。”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