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著老夫的名頭招攬人才就罷了，居然將老夫的《五經正義》都給利用里，是可忍孰不可忍，老孔氣得胡子亂翹想殺人！

這部《五經正義》孔穎達畢生心血之所在，就想著這輩子將這部書編撰成功，皆以名垂后世功成名就，受到后世儒學子弟敬仰。可房俊這么一弄，必然天下學子云集，到時候這本書成了儒家一大盛事，是集體智慧的結晶，與老子何干？

可這話又有些說不出嘴，難道要說我編撰這本書就是為了名垂后世，至于什么“兼容百氏，融合南北”根本就是噱頭？

孔穎達的確有借書成名的心思，當然并不完全如此市儈！現在被房俊這么一摻和，老頭發現自己無話可說了！

這個氣啊！

眼看孔穎達氣得快到高血壓了，房俊趕緊解釋道：“此書規模浩大，絕非一人一力可以承擔。若是能將西漢以來的經學成果盡行保存，使前師之說不致泯滅，后代學者有所鉆仰，豈不是儒家一大功德，作為主編的您來難道就不是備受后人敬仰的先賢圣哲？而且越是多的人參與，這本書的影響力就越大，說不定就可以讓《五經正義》被朝廷頒為經學的標準解釋，若是當真如此，就算是完成了前所未有的經學史上從紛爭到統一的演變過程。到那時候，您就是一個對儒家經學具有總結和統一之功的大經學家。”

孔穎達仔細思索，覺得房俊的話倒也不是全無道理。

儒學從西漢開始便流派眾多，師說不一。

當時《詩》分齊、魯、韓三家，《書》分歐陽、大小夏侯，《禮》有《儀禮》、《禮記》，其中《禮記》分大小戴，《易》分施、孟、梁邱、京，《春秋》既分公、谷二傳，公羊又有顏、嚴之學。

經學史上稱這些分歧為“師法”。

后來經師又在師法的旗號下更生異說，于是又分出“家法”，再由家法中分出各種專家之說。就像樹干分枝，校又分枝，枝葉繁茂，漸失根本，經義難明。故有“學徒勞而少功，后生疑而莫正之嘆”。

后來古文暢興，糾葛更生。

《詩》有毛傳與齊魯韓爭雄，《易》有高費與施孟爭勝，《春秋》有左傳異軍突起，《禮》又出現《周禮》與分高低，《書》又得壁中古文十六篇……

文字今古，師說歧異，種種分歧，更擾得經學講壇迷霧重重。

在此之前，曾有三次全體學術界的大討論。

一是西漢宣帝有石渠閣大會，二是東漢章帝有白虎觀之議，三是東漢末鄭玄不講家法，遍注群經。

石渠閣之會，重點討論今文經內部師說繁粹的問題，討論結果，不僅沒有統一師說分歧，反而增立博士，加劇了經學內部異說的產生；白虎觀之議，重點討論今古文分歧問題，結果著為《白虎通義》，用董仲舒的天人感應加西漢讖緯迷信統一意識形態，對古文經說的優秀內容無所取正，并未達到學術統一的目的。

這種情況在政權分離之時，倒還可以容忍，但天下統一之后，特別是自隋王朝設立郡國之學以養士，開設明經、進士科取才以后，沒有一個統一的經解作教材和課試標準，勢必給教育和選舉工作帶來很多麻煩。

隋文帝下令考試國子監學生，準備擇優錄用，可是“自正朔不一將三百年，師訓紛給無所取正”，答案不能同意，眾博士無法評出考卷……

這就尷尬了。

而隨著本朝科舉考試興起，眾多儒門學子得到了晉升機會，偏偏由于儒家經學的答案不統一，給經學考試帶來極大的難度，因此房俊在領導科舉考試改革之時，便大量刪減經學的考題，反而增添了大量有關國學和算學的試題。若是經學能有一個統一的答案，豈有淪落至如此境地？

嗯，不管房俊的本意是打壓經學還是什么，反正儒家子弟就是這么想的……

作為儒學領袖，孔穎達編撰《五經正義》的初衷，便源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