聽完房俊之，劉泊對李承乾道：“微臣贊同此事，七河流域也好、河中地區(qū)也罷，終究距離大唐太過遙遠，不僅通信不暢、往來不便，也很難自其地駐扎更多軍隊，更重要還是由各地部族自行管理，若有波斯阻隔其中，可以更方便大唐對以上地區(qū)之管轄。”

事實上無論七河流域還是河中地區(qū)，都只能作為大唐與大食之間的緩沖區(qū)存在，根本談不上真正治理、也就無謂“納入版圖”，一塊遠離大唐萬里之遙的土地，何必為其費神費力、只為了一個虛妄的名義？他也不是事事反對房俊，當(dāng)真于國有利、攸關(guān)社稷的時候，也能放下隔閡、意見統(tǒng)一。

對此，李承乾很是滿意。

身為君王要確保自己的地位、權(quán)力，就務(wù)必施行“平衡”之術(shù)，但文武雙方整日里鬧來鬧去，只關(guān)心自身利益卻將國家利益置于不顧，他這個皇帝也頭疼得很。

“如此，便依從兩位愛卿所，稍候軍機處拿出一個援助波斯復(fù)國的計劃，再由政事堂審核一下所需兵馬、糧秣、資費，等到那位波斯王子抵臨長安，與其仔細商議。”

戰(zhàn)爭就是一場金錢游戲，即便大唐需要波斯復(fù)國之后阻擋大食向東滲透、挺進的腳步，卻也不可能耗費無數(shù)糧秣輜重免費資助波斯、更不可能讓將士們?yōu)榱藙e國出生入死。

波斯必須付出足夠的利益。

房俊、劉泊頷首應(yīng)下。

李承乾又問道：“此前二郎奏疏之中及“自治區(qū)'政策，擬取代羈縻州，還請詳細道明其中究競。”“羈縻制度”由來已久，源頭可上溯至商朝時期確立了“越在外服，侯甸男衛(wèi)邦伯”的內(nèi)外服制度，可視為“羈縻制度”之初始。漢朝大規(guī)模使用“羈縻制度”始于漢武帝，設(shè)立都護府分別管轄西域諸部及匈奴、烏桓、鮮卑等部。

安西都護府便是最大的羈縻州……

如今房俊建議裁撤羈縻州府、設(shè)立“自治區(qū)”，可謂開天辟地，朝野上下贊同者有之、反對者有之，議論紛紜、莫衷一是。

房俊將其“自治區(qū)”之理念仔仔細細述說一遍。

劉泊蹙眉，道：“依“太尉'所之“自治區(qū)'，不設(shè)官吏、不征賦稅、甚至其軍隊也僅只是名義上歸于中樞，聽調(diào)不聽宣……如此松弛之政策，只怕難以掌握其地、更不能駕馭其民。”

房俊反問道：“以往之羈縻州政策施行了很久，當(dāng)真就能掌握其地、駕馭其民了嗎？”

所謂“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絕非一句空話。

因文化、習(xí)俗、生活方式等等諸多差異，不同種族之間的利益自然不同，沒有相同的利益，怎能融合為一呢？

帝國強盛之時，各方部族畏懼帝國之武力不得不卑躬屈膝，一旦帝國實力衰退，這些部族便會自行其是、甚至反戈一擊，這是實在正常不過的事情。

卑躬屈膝也好、反戈一擊也罷，所為也都是利益。

“若不能將各方部族之利益與大唐綁定，羈縻州也好、自治區(qū)也罷，都不過是虛應(yīng)故事而已。”劉泊默然。

想著房俊方才闡述“自治區(qū)”政策之時論及各種民族融合、文化滲透等等方式，覺得或可一試。反正那些部族都很難與大唐同心同德，局勢稍有變化便自行其是………

房俊道：“當(dāng)然，這也只是我一家之，具體是否可行、推行的話是否修改，則是中書令之事。”劉泊哼了一聲：“感謝太尉大度，不插手政務(wù)之事。”

房俊搖頭，道：“想要徹底掌握那些部族、土地，必須多管齊下，軍政豈能分得清楚？”

胡族之文明極其落后，其衣食住行、放牧打仗往往合而為一，軍事政治更難分彼我，想如大唐一般為其細分，難如登天。

劉泊想了想，予以認可。

羈縻州也好、自治區(qū)也罷，都需要一個極其漫長的時間去整頓、滲透、融合，絕非一朝一夕之功，這期間不只需要無以計數(shù)的龐大投入，更需要足夠多的耐心。

李承乾道：“無論是西域還是七河流域、河中諸國，都需要帝國耗費巨大的人力物力財力去綢繆、運作，這項事業(yè)不僅攸關(guān)帝國在其地之統(tǒng)治，更攸關(guān)我華夏千秋萬代之福祉，朕希望你們能夠放下隔閡、親密無間，軍政雙方不要再起齷蹉。”

“平衡”乃帝王之術(shù)，是駕馭臣子的絕佳手段，但也不能任何時候都玩弄“平衡”，誰敢在西域、七河、河中斗爭紛亂，毀壞了帝國策略，別怪他翻臉。

房俊與劉泊趕緊躬身：“諾！”

未幾，劉泊知道房俊必然還有一些話語要私下與陛下說，遂起身告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