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興宗擔任洛陽令以來，和原先宋國的官員多有交往，深知宋國官員極為重視“正途”出身。而自從洛陽歸夏之后，負笈求學于長安、敦煌學士府的關東士子如過江之鯽，也是關東人重視“正途”的一種體現(xiàn)。所以袁興宗也入鄉(xiāng)隨俗，只要對方是進士或太學出身的，都先“失敬”一下，時不時將長安學士府的身份亮出來，贏得關東官員的接納后，做起事來就要方便許多。

“短短時日，做下這么多事情，趙將軍想必宵衣旰食，殫精竭慮了。”袁興宗感慨道，“貴我兩國雖有些糾葛，但并非敵對，既然大宋已經收復汴梁，丞相府貿易曹從未有過禁止與大宋貿易的府令，如今開關貿易乃當然之事。而關東人寄送錢糧接濟家眷，乃是人倫天性，合情合理，本官也不會橫加阻止。”他頓了一頓，問旁邊道，“吳將軍以為如何？”

“正是如此。”吳階板著臉道，“這兩項都是當然之事，其實不必特意遣使請求。”

他帶了一萬騎進駐洛陽，接管宋國西京行營的人馬，忙著將原先的禁軍汰弱留強。強壯的禁軍待遇提升，自是興高采烈，被裁減的冗兵卻不好安置。洛陽營頭的數(shù)目關系校尉的人數(shù)，護國府十分謹慎，到現(xiàn)在也定不下來，宋軍大營中也是人心惶惶。這十幾天來，吳階忙得頭都大了，哪有心思去管這兩個不痛不癢的請求。

“劉某代我家趙大人，”劉文谷站起身來，再度一揖倒地，“多謝兩位高義。”

長安城外商會自治地方，從早到晚都是車水馬龍，喧鬧非常。西面和東面的兩場大的戰(zhàn)事，似乎不但沒有影響到長安的市面，反而有一種戰(zhàn)時特有的繁華景象。從關東到長安避難富商豪客往往一擲千金，各種營殖產業(yè)，鋪面、磨坊、礦藏、工坊的市價都抬高了很多，因為戰(zhàn)爭的需要，鐵礦和鐵廠更比從前貴了一倍有余。

長生樓的雅閣中，淳于越端起酒杯，堆笑道：“今日借李國公的酒，敬國公和三位行。”

周龍溪、程長庚和朱時朋一起將酒杯舉起來，笑道：“淳于行客氣了。”淳于越乃是錫鐵木器行的行，他經營的淳于鐵行，無論鐵器還是軍器，都十分興旺，幾乎貨一出爐便被買走，他身為冶鐵大師，每年又從軍械司收取近乎天價的學徒錢。連根深蒂固的其他行會行，對他也十分眼紅。

“長安八大行，四行行匯聚在此，”長安護民官，韓國公李蟬道，“好一場盛會，這是淳于行的面子啊。”他舉起酒杯，絲毫沒有開國公的架子，笑道，“來，我也敬諸位行一杯。”河中動員了六十萬大軍，大將軍府雖沒有調關中的兵馬參戰(zhàn)，但為了供應河中，丞相府不得不以金銀在盧眉、羅斯、西域等地大量購買糧食，國庫藏必須再度行債券，方能湊足這些金銀，因此，淳于越一說五行行聚會訂約，請李蟾作個見證，李蟾立刻就答應了。

“國公爺過謙了，”周龍溪先堆笑道，“若論產業(yè)，咱們哪一行都比不福海行。縱然有心，也不得其門而入啊。”眾行都笑了起來，福海行這龐然大物，乃是百年的字號，生意遍及天下，西至蘆眉，東到到宋國，到處都有分號，別的不說，單單行、兌取金銀券票一樣生意，就足以日進斗金。原先福海行的總號設在金陵，遼國南侵之前便遷到了長安，而韓國公正是握著是福海行大筆股份的世家豪門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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